新兴青年群体的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及产业转型升级，各种新产业、新平台、新模式不断涌现，活跃在互联网、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生活服务、独立创业等领域的新兴青年队伍持续壮大。在灵活就业和新兴领域成为吸纳青年群体就业重要渠道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新兴青年群体在就业质量上也面临不少挑战，尤其是在一些现实利益及发展权益上存在“痛点”“难点”问题。例如，一些新兴领域就业韧性不高，存在职业不稳定风险[1];新兴青年职业身份的制度认可和地位属性的社会接纳仍偏低[2]，有相当部分的新兴职业未纳入官方职业分类体系中;缺乏社会与劳动保障[3][4]，受困于平台算法而付出高强度劳动[5]，平台侵权或规避用工风险，工伤事故频发;新兴数字领域知识产权益被侵犯现象层出不穷......这些问题的出现对新兴领域的就业服务和劳动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研究聚焦新兴青年群体的就业质量问题，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第一，当前政策实务界更多聚焦扩大新兴领域就业数量、规模的问题，而对于新兴领域就业质量关注不够，尤其是对于新兴群体特定利益诉求及发展权益问题重视不足;第二，学界有关就业质量测评的研究更多聚焦传统劳动力市场，对于新兴行业人群关注不多，尤其是对于注重个体喜好感受与兴趣选择的新兴青年，对其就业质量的评价不仅要考虑经济报酬、稳定性等客观维度，还要综合把握其就业满意度与职业评价等主观维度;第三，新兴青年群体的就业状况兼具整体一致性与内部异质性，需要从分层与不平等视角予以分析和审视。

有鉴于此，本研究结合2020年面向北京市新兴青年群体开展的一项具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以及回归分析等统计手段，构建新兴青年群体的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并就其整体状况及内部异质性进行测算评价，进而从多维度探究影响该群体就业质量的因素及其效应。

1.就业质量研究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问题既涉及就业数量规模以实现充分就业的问题，即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还涉及高质量就业以实现体面劳动的问题。早在20世纪末，国际劳工组织就提出了“体面劳动”的概念，随后学界及国际机构纷纷围绕就业质量问题展开系统测量和评价，欧盟提出了工作质量指标，欧洲基金会构建了就业质量指标。自2005年之后，上述三家机构统一协调建立了一个标准化的“就业质量”指标体系。整体而言，从理论演进上来看，西方就业质量理论经历了劳动者由“经济人”到“社会人”的转变[6]，即从早期科学管理学派关注劳动效率、条件保障、薪酬激励逐渐延展到对于劳动者精神需求、心理获得等层面。从就业质量实践操作来看，形成了微观、中观和宏观的三层释义，其中微观方面主要聚焦工作质量，从工作特征、人员特点、职位匹配、工作环境、薪酬激励、工作满意度等方面展开测量[7][8]，有研究直接提出就业质量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把握[9];中观层面主要涵盖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状况和资源配置效率[10];宏观层面则涉及对(国家和地区)经济体就业质量的整体评价及内外部比较[11]。

国内学界同样将就业质量视为一个综合概念，对其概括和测评也逐渐朝着多元化的路径展开。早期的就业质量研究注重对于工作层面的客观描述，即反映整个就业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的具体状况之优劣程度的综合性测评[12]。测量指标上大多考虑到了工作报酬、工作强度、工作安全性与健康、工作福利、工作稳定性以及职业发展空间等维度。多数学者认为，工资水平能够正向反映劳动力就业质量，工作时间通过挤压闲暇时间而影响就业质量;而工作稳定性越强，劳动力越容易具备稳定的工资来源，并越有可能提升专用性人力资本[13][14][15][16]。此外，随着对发展、健康和幸福认识的逐步深入，不少学者扩展了就业质量的范畴，认为工作安全性越高，职业发展空间越广阔，劳动力对所从事工作的满意度越高、幸福感越强，其就业质量就越高[17][18][19][20][21]，主观感受和心理状态指标也被纳入一些测评之中[22][23]。

值得注意的是，客观与主观就业质量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主观维度通常与人们的主观期望和感受有关，在一些情况下，即使客观就业质量很差也可能表现出很高的工作满意度，反之亦然[24]。相较于只研究客观或者主观维度，将主客观指标加权合成就业质量指数，将主客观就业质量置于统一框架下对比分析，更有利于根据不同劳动群体的诉求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25]。

2.新兴青年群体及其就业质量研究

和传统非正规就业(如次级市场、不稳定、低报酬、保障差等特点)不同[26[27]，新时期大批拥有知识技能、创新意识、自由想法，注重个性表达，追求新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青年人在新兴行业领域涌现出来，其就业形式和劳动体验具有新颖特征[28]:一是去雇主化、平台化的新就业形态/模式，传统的“企业—员工”雇佣方式转变为“平台—个体”“企业—平台—个体”或转包外包的连接方式[29];二是自主灵活、兼职兼业的新型劳动关系/用工特点，从业者不用固定在某个地理空间，灵活弹性的模式提升了劳动的自主性[30];三是多元价值取向，即彰显年轻人个性、多元、自我实现的价值观念;四是多样化工作岗位及职业类型。2021年4月，Bilibili联合数据媒体DT财经发布了《新360行:青年新职业指南》，其所概括的“新360行”准确捕捉并描述了当前新兴青年群体职业分化的多样性。综合而言，新兴领域为青年就业带来更加多元化的选择和更为新潮的就业体验，也为提高青年群体就业质量带来新的契机和可能。

但与此同时，青年群体的就业质量偏低于总体水平，尤其是新职业群体[31]。新兴青年群体在就业质量上也面临一些挑战，特别是在就业与收入稳定、劳动权益保障、制度认可与技能评价、发展晋升、知识产权保护等现实利益及发展权益上存在特定问题。例如，劳动过程受到严格“数字控制”的外卖骑手[32]，被“车”捆绑自由的网约车司机[33]，刻意制造情感以维系粉丝关系的网络主播[34];平台侵权或规避用工风险、工伤事故频发等问题不断发生;大量新兴职业未纳入官方职业分类体系中;新兴数字领域从业青年的知识产权益维护受到特殊挑战;等等，这些都对新兴领域的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亟须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和测量评价做出判断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3.本文分析思路与研究假设

通过梳理以往有关就业质量、新兴青年群体就业的相关文献，我们认为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值得拓展的空间:首先，以往对于就业质量的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传统劳动力市场以及大学毕业生、农民工等特定群体，对于新兴青年群体的关注并不多，且主要聚焦于群体特征，较少关注这一群体的就业质量问题，尤其是缺乏从客观与主观双重维度展开的新兴青年就业质量分析。其次，过往研究已表明新兴青年群体兼具整体一致性和内部异质性问题，对于其就业质量问题的审视也亟须纳入社会分层与不平等视角。

本文经验分析将主要围绕新兴青年群体就业质量的指标体系构建、指标得分测算以及影响因素等几个部分展开。首先，就业质量指标体系构建方面，以往研究在理论演进上经历了劳动者由“经济人”到“社会人”的认识转变[35]，但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上缺乏统一标准，在客观维度上常使用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工作稳定性、社会保障等指标，主观维度上常使用工作满意度、职业期待吻合度、离职意向、职业发展前景等指标[36]。本文在充分参考以往相关实证研究做法的基础上[37][38]，遵循全面性以及操作指标可得性等原则，从客观(工作报酬、工作时间、工作稳定性)和主观(工作满意度评价、职业声望评价、就业前景评价)双重维度出发构建指标体系。

其次，就业质量影响因素方面，既往研究和发现基本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宏观影响因素主要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等[39][40];中观层面更多聚焦户籍制度、分割劳动力市场等，这些构成了阻碍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以及形成主要—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壁垒[41];微观层面则主要聚焦人力资本如学历、工作经验和社会资本，以及健康状况、性别、年龄等个体因素，相当多有关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研究关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效应[42][43]。进一步聚焦到新兴青年群体身上，考虑到微观层面影响这部分群体就业质量的因素及其机理较为复杂，本文着重从户籍制度分割、人力资本、世代差异、职业(行业)分化等几个关键维度展开分析，并形成如下几个研究性假设。

假设1(人力资本效应):教育程度越高的新兴青年，其就业质量越高;

假设2(年龄群组差异):相比年轻世代，更年长的新兴青年就业质量更高;

假设3(户籍分割效应):非农户籍新兴青年的就业质量高于农业户籍青年，京籍新兴青年的就业质量高于京外新兴青年;

假设4(职业/行业差异):新兴就业领域同样存在初级—次级劳动力市场分化，相比其他群体，平台经济从业青年的就业质量可能更差。

1.数据

本文分析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市新兴青年群体状况调查(2020)”，该项调查由北京市团市委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20年联合组织实施，该项调查的议题主要涉及北京新兴青年群体的分布结构、群体类型、生存状态、思想意识及诉求表达等，样本对象涵盖了几乎所有新兴行业领域。研究设计阶段课题组对新兴青年群体进行了初始定义及类型划分，在此基础上综合估计了各个类型新兴青年群体的数量及比例构成情况，以此为基础，课题组采取配额抽样的方式抽取样本，共获得问卷8877份，剔除无效样本、缺失变量样本，本文最终获得有效分析样本8132份。经评估，该项调查的样本结构能够较好地反映北京市新兴青年群体的整体数量结构及群体状况。此外，北京市市长期位居国内一线城市行列，聚集了大量从事新产业、新平台、新模式的青年就业人群，对北京市新兴青年群体展开分析，具有全国范围内的典型性意义和启示性价值。

2.变量

(1)因变量

本文分析的因变量为新兴青年群体的就业质量，根据前文介绍，我们主要使用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的六个指标:客观维度方面，工作报酬和工作时间是以往研究中常见的指标，工作收入(具体操作为月平均收入/元)是劳动者体力或脑力付出的回报，有竞争力的劳动报酬最能体现就业质量，工作时间(具体操作为日工作时长/小时)涉及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在总量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工作时间与生活休闲时间存在难以避免的潜在冲突，因而新兴青年群体的时间分配也是其就业质量的重要维度，此外我们还加入了工作稳定性指标(近三年更换工作频率);主观维度涉及对于所从事工作与劳动过程的直观感受与主观评价，如兴趣感、满意度、获得感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客观维度的补充与拓展。在本文分析中，我们选取对目前工作内容的满意度评价、职业声望的满意度评价以及就业前景的满意度评价三个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来合成就业质量指数，以综合衡量新兴青年群体的就业质量。

(2)自变量与控制变量

前文分析思路及研究假设部分已经指出，本文重点考察人力资本(教育程度)、户籍类型、年龄群组、职业类型四个关键指标对新兴青年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教育程度，细分为三个层级(高中及以下、大专/高职、本科及以上);户口类型，操作为外地农业户口、外地非农户口、本地农业户口、本地非农户口四种类型;年龄群组，划分为三个年龄组:15~25岁、26~35岁、36~45岁;职业类型，根据职业及行业特点并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基础[44]，将新兴青年群体的职业划分为六个典型类型:网络文化青年、独立文艺青年、生活新业态青年、平台经济青年、社会组织从业青年和独立创业青年。

在统计模型分析部分还加入了年龄、性别、党员身份(中共党员与否)、婚姻状况(有无配偶)等控制变量。

3.研究方法

(1)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

就业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个从多维细类指标到综合单一指数的处理过程。本研究选取的主客观就业质量指标有6个，为了避免主观判断因素的干扰和指标部分信息重叠的问题，我们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来构建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具体而言，首先将6个指标编码为一致方向，分别表示收入由低到高、工作时长由长到短、工作稳定性由低到高，工作满意度、职业声望及职业前景评价均为由低至高，在此基础上利用主成分综合原始变量的信息，计算指标的权重，对数据做判别分析。进一步使用Min-Max Normalization方法对生成的指数做归一化处理，将最终的就业质量得分取值映射在0~100区间内。该数值越大，代表就业质量越高，反之则代表就业质量越低。此外，为了比较新兴青年群体间的就业质量水平，从而呈现群体内部结构性特征，我们进一步展开系统聚类分析，该方法能够根据数据自身特征(而非先验判定)进行自动分类，特征相似的归为一类，差异较大则分成不同类别。

(2)回归模型分析

在影响因素考察部分，我们构建回归模型展开分析，考虑到6个细类就业质量指标层次尺度不一致，我们将其全部转换为序次层次，采用序次Logit模型进行多元影响因素分析，而在整体就业质量指数(连续变量)影响因素分析上，则采用OLS回归模型。

1.新兴青年就业质量基本状况

表1数据中展示了新兴青年群体在就业质量6个细类指标上的分布情况。从整体层面来看，调查样本中新兴青年的月均工资为8711.6元，同年份横向数据比较的话，低于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北京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均工资9407元的水平;平均工作时长为每天8.8小时，略高于法定工作时间;近三年工作稳定(没有换过工作)的比例为56.8%，另有43.2%的受访新兴青年在近三年更换过工作。主观维度方面，新兴青年对于当前工作的满意程度较高，有超过七成(71.8%)的受访青年表示对当前工作表示“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与对自身工作状况较高的满意度不同，受访青年对于自身职业声望和职业前景的满意度评价偏低，表示满意(“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之和)的比例均在三成左右，分别为27.9%、35.6%。高工作满意度评价和低职业声望及前景评价之间形成了较大反差，表明新兴青年对自身就业状况的主观评价较为积极，但受外界公众认知及舆论评价的影响，他们不认为所从事的职业有较高的声望和发展前景，这反映出当前新兴就业市场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尤其是在获得官方制度性认证与社会性认可等方面还有较长的路程要走。

从比较的视角来看，新兴青年群体在就业质量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独立文艺、网络文化两类青年无论在客观的经济收入、工作时长还是主观层面的满意度、职业声望及职业前景评价等各个指标表现上均处于前列，展示出较高的就业质量状况;生活新业态青年的客观状况处于中间状况，但在主观维度上基本处于最前列，三个指标上的选择百分比均处于最高水平;以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及快递员为代表的平台经济从业青年无论是在客观维度还是主观维度上基本都排在靠后的位置，月工资收入较最高收入群体独立文艺青年相差了2000元，9.9小时的日均工作时长远高于其他群体，在工作满意度、职业声望评价、职业前景评价等方面也显著低于其他群体。综合来看，新兴青年群体的就业质量整体一般，内部呈现梯度分布形态，独立文艺和网络文化青年处于靠前行列，平台经济从业青年位居末端，其他群体处于中间层次。

我们结合上述6个指标并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测算出每个受访个体的就业质量指数，并将该指数取值映射在0~100区间内。进一步地，结合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可以得到反映不同类别新兴青年就业质量水平的分类结果。图1展示了分类结果，可以看出新兴青年群体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为社会组织从业青年，主要包括行业协会与社会团体等，是新兴青年中工作收入水平较低但稳定性及保障性较高的群体，因此具有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明显特征。除此之外的群体构成第二大类，在其中第一子类为其他类型青年，而在第二子类中，平台经济从业青年与独立创业青年构成一个小子类，而生活新业态青年、独立文艺青年及网络文化青年构成另一个子类。聚类分析得出的群体分类结果与上文基本统计描述的发现基本吻合。

我们进一步展示新兴青年六大类群体内部16个细类职业群体的就业质量得分情况，从图2中可以看出，以艺术行业工作者、音乐人、自由美术工作者为代表的独立文艺青年和以自由撰稿人/网络作家/编剧、网络主播等为代表的网络文化青年整体就业质量得分较高，生活新业态从业青年的得分也比较靠前。以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为代表的平台经济从业青年就业质量得分依然排在最后两位。无论是分类指标还是综合指标，平台经济从业青年的就业质量状况均排位靠后，表明这部分群体的工作状况与待遇、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确实比较突出。

2.新兴青年就业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微观个体层面新兴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问题，我们构建模型重点考察教育程度、户籍类型、年龄阶段、职业类型等变量的影响。考虑到将各个就业质量指标整理为方向一致的序次层次变量(6个指标编码分别表示收入由低到高、工作时长由长到短、工作稳定性由低到高，工作满意度、职业声望及职业前景评价均为由低至高)，我们使用序次Logit回归模型展开深入分析，其中模型1~3为就业质量的客观维度分析模型，模型4~6为就业质量的主观维度分析模型。此外，我们针对总的就业质量得分(0~100分，连续变量)，使用一般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模型7)，具体结果呈现在表2中。从中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发现:

第一，教育程度对新兴青年就业质量有正向影响，且主要体现在以经济收入为代表的客观维度，研究假设1得到部分验证。数结果显示，相比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青年，大专/高职、本科及以上青年的工作收入明显更高，工作时长更短，这典型地体现出新兴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的作用效应;与客观维度相比，教育变量对主观工作满意度、职业声望评价、职业前景评价的影响基本不显著，表明各教育层次的青年群体在主观就业评价上没有显著差异。

第二，户口类型无论是对客观维度还是主观维度的就业质量影响都较为显著。从收入看，首先是外地非农户口的青年获得了最高收入，其次是外地农业户口青年，外地青年的收入高于本地青年，这可能是因为新兴劳动力市场有一定的户口门槛效应，进入新兴市场的外地非农户口青年更多是教育程度、文化资本较高者，而本地青年有更多机会进入传统劳动力市场，进入新兴行业的本地青年的人力资本或市场竞争力相对不足，这使得他们的经济回报还不如外地青年。除了经济收入，其他五个维度上均显示出北京本地非农户籍、农业户籍青年相比外地户籍青年更具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外地户籍青年尤其是非农户籍青年更专注于经济成功且取得了更高经济收入，北京本地青年则可能因户籍优势或平稳心态而在其他维度更胜一筹。由此来看，研究假设3并未获得完全支持，京籍新兴青年在就业质量上并非处于全面优势地位。

第三，新兴青年就业质量具有年龄群组差异，年龄越大的群体经济收入越高，工作稳定性越强，但与此同时，年龄越大者其工作时长越长，主观维度的满意度评价更低。年龄所代表的工作经验有助于获得更高经济回报，但高年龄人群的主观评价更低，可能跟他们所处年龄阶段面临更多结婚、生育、住房等相关的家庭经济压力有关，这与更年轻世代兴趣驱动选择，敢于为热爱付出的状况形成明显对比，这一数据结果与研究假设2相反，更年长者除了经济收益上有优势，在其他就业质量维度上均低于更年轻世代。

第四，新兴就业领域存在一条明显的“初级市场”(网络文化青年、独立文艺青年、生活服务新业态青年)和“次级市场”(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平台经济从业青年)的分化界线。研究假设4得到充分经验支撑。无论是客观经济待遇、工作时长、工作稳定性，还是主观工作满意度和职业评价，二者间均存在显著分化。平台经济从业青年的就业质量状况值得高度重视，他们进入该领域更多是迫于谋生的无奈选择，大多从事的是体力劳动，可替代性强，工作和收入不稳定，劳动过程的自主性差。这部分人群的劳动条件改善、职业权益保障，尤其是劳动因受困于“平台算法”而被压榨等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

新兴青年群体在迅猛发展并发挥越来越显著作用的同时，在就业形式与就业质量方面也面临一些挑战。本研究结合一项面向北京市新兴青年群体的抽样调查数据，从客观和主观双重维度出发，构建新兴青年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并就该群体就业质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细致分析。基本研究发现有以下几点:

第一，新兴青年就业质量状况整体一般，尤其是主观职业声望和职业前景评价偏低。从经济收入、工作时长及就业质量三个指标来看，新兴青年客观就业质量状况不太乐观，而且主观评价方面，新兴青年对自身工作的满意度评价较高，但对于职业声望和职业前景的评价偏低，表明新兴就业市场仍需获得更多官方制度性认证、政策性支持以及社会性身份认可，以提振新兴青年群体的职业认同感及荣誉感。第二，新兴青年群体内部就业质量参差不齐、分化明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新兴就业领域也存在“初级”和“次级”市场之分。在新平台、新业态蓬勃发展，新职业百花齐放的当下，新兴劳动力市场仍存在结构性差异，产生新的不平等形式的过程与机制等问题，值得我们保持足够警惕。第三，影响因素上，具有更高教育程度、更丰富工作经验的非京籍青年，在就业质量的客观维度(尤其是收入)上有更好回报，但却没有相应地在主观维度的工作与职业评价上有更好提升。可见除了经济获益，新兴青年群体的职业获得感、工作满意度提升等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和重视。

今后应采取更加精准的措施推动新兴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有效回应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与发展权益，不断提升他们的就业获得感和受益感。首先，以官方制度性职业身份认证带动社会性地位认可，进而提振新兴青年的职业认同感和获得感。尽管之前“新十大职业”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时曾引起不小的舆论关注，但目前仍有大量新兴职业未纳入官方职业分类体系中，相关的职业技能评价、职业晋升通道及福利待遇获得等仍受到限制。因此应推动更为精细化的新兴职业标准认定和身份认可，让他们拥有更为公平合理的职业评价、职业荣誉与职业发展空间[45]。其次，高度重视新兴劳动力市场内部的分层分化现象，针对不同领域青年群体特定诉求和特殊困难展开分类施策和分众引导，维护好处于弱势地位的平台经济从业青年的合法劳动权益，尤其是其劳动条件改善及职业权益保障等问题，通过制度建设规范和引导数字技术向善，让平台算法更具社会价值，而非一味地劳动压榨和市场逐利。最后，继续推动面向新兴就业市场的政策支持与制度建设，完善自主创业支持政策、社会保险制度、人才评价体系、监管机制等，打破不必要的就业门槛和隐形就业歧视，降低新兴领域就业阻力和就业风险，激励各行各业新兴青年成长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