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熊口镇红军街1368年兴集，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三四十年代是襄南革命根据地指挥中心，潜江县政府所在地，1930年至1932年贺龙、段德昌和廖汉生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浴血奋战，军部设在熊口后街王松和药店。现有廖汉生同志题写的红军街门牌一座，土地革命时期湘鄂西中央分局、红二军团部、红三军军部、红六军军部、政治部、参谋部、保卫部等革命遗址旧址34处。

荣誉称号：

1996年5月被潜江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潜江市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2月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湖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详情介绍：  

一、红色土地

相传湖口住一熊姓渔民，并开有一小店，供上湖口的人歇息。时间一长，百姓及过往的人们都习惯地称这个湖口叫熊家口，后改为熊口，沿袭至今，为现熊口镇的雏形。熊口镇地处江汉平原中心、潜江县城西南，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形成于明朝嘉靖年间,1368年兴集，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繁华的集贸中心。四乡村台群落，人烟稠密，土地连片，湖汊遍布，东有武汉西有沙市、江陵，屯兵此地，既可截断长江要害，又能威逼武汉，给敌人以极大的威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意义极为重要，是理想的战略后方基地。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就曾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豫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指挥中心，贺龙、段德昌、周逸群、贺炳炎、廖汉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留下深深的战斗足迹。

熊口集镇的原貌为三条主街,即红军街、步行街、河街四条小巷。街、巷相连,交错相通街面全用青石板铺筑,街道两旁民宅均属大小店铺。“文革”时期，部分青石砖被挖走，30%的旧址已经撤换、改修，现在我们只能看到路边的少部分古建筑了。近年来由于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文物工作，1983年潜江县文物普查时将红二军团部、红六军军部、红三军军部及新四军豫鄂边区襄南军分区司令部等48处旧址公布为“潜江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将“熊口红军街”公布为“湖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2年11月湖北省人民政府将街内的“红二军团部旧址、红六军军部旧址”公布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对于潜江人来说，都知道红军街，我们现在所在这条街道，即为红军街。红军街原名后街，位于熊口镇的中部，该街呈南北向贯穿整个熊口镇。全长500m，占地面积为22500平方米，因土地革命时期，贺龙率红军战斗、驻扎在此街，而得名。1984年11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廖汉生在潜江熊口镇视察工作时，亲笔为“红军街”提写了街名。现存1930年所设红军街的领导机关有：红二军团部、警卫团团部、十团团部、十一团团部、十二团团部、红六军军部、四十六团团部、四十七团团部、四十八团团部、四十九团团部、廿一团团部、廿二团团部、廿三团团部、廿四团团部、廿五团团部、廿六团团部、廿七团团部、教导团团部、湘鄂西中央分局工作团团部、中共潜江县委会、潜江县苏维埃政府旧址等；1931年7月至1932年8月红三军所属部队驻熊口旧址有：红三军军部湘鄂西中央分局、参谋部、赤卫街队部、独立团团部、十九团团部、二十团团部、五十团团部、五十一团团部、十七师师部等，共计21处之多。

熊口镇的传统建筑,大部分建造于清代中晚期，以木构为主,砖、石为辅,建筑特点都保留了清代民宅建筑群的风格，具有江汉平原古民居的建筑特色。建筑布局为前铺后室，其建筑风格古朴典雅而具有南方特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以此风格仿建的。

二、四次反“围剿”

土地革命时期熊口镇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也是贺龙、周逸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活动的中心地带。1930年2月8日，孙一中任军长，周逸群兼政委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攻克龙湾、熊口之后，军部设在熊口街王松和药店。3至5月，周逸群政委在熊口指挥全军，攻下了普济观、郝穴、龙湾等地，将江陵、潜江、沔阳、监利四县的乡村根据地联成一片。使汉水南北、长江、汉水之间，除沙市、监利城外，广大地区都成为苏区。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至1932年间，贺龙元帅率红二军团曾多次长时间驻扎在熊口镇熊口街，指挥全军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骚扰，并经历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从而，熊口镇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军事机关所在地，为保卫洪湖苏区，扩大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0年7月4日，红四军、红六军会师公安，组成了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他力排“左”倾干扰，率部渡长江向东北挺进。在潜江境内的龙湾、熊口、周家矶、老新口消灭了地方反动武装后，迅速向潜江县城集结。7月29日凌晨，贺龙发出攻占潜江城的命令。警卫团在县苏维埃政府及其游击大队的协助下，一举攻占县城，歼灭守敌400余人。10天后，又取道张截港北渡襄河，攻克了天门重镇岳口。贺龙率红二军团在攻占潜江、天门等地后，进驻熊口，建立了潜江县苏维埃政府，组织革命武装，扩大红军，建立赤色游击队，配合红军作战。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为创建湘鄂西苏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九月上旬，贺龙根据鄂西特委指示，率部攻沙市未克，撤至郝穴、熊口等地休整。不久，指挥红军主力向老新、监利一带进军。10月中旬，红2军团开始南征，虽然取得局部胜利，但付出了巨大代价，被迫向鹤峰转移，后缩编为红三军。

1930年底至1932年夏，蒋介石向我革命根据地接连发动四次疯狂“围剿”。作为湘鄂西苏区的最高军事指挥者，贺龙率领军民为保卫苏区进行了浴血奋战，取得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一次反“围剿”】1931年1月1日，敌人乘我红军主力离开苏区之际，开始集中力量对江北进行大规模“围剿”（即第一次“围剿”）。第一路为敌四十八师一四三旅及一四四旅一部，自潜江沿东荆河两岸由北向南进攻，各地反动团防紧密配合，血洗苏区，占领浩口、熊口、龙湾、总口、拖船埠等处，各地苏维埃政权大半坍塌，干部、群众以及红军家属惨遭屠戮。我军由南迅速折回，在广大群众配合下，充分利用水网、湖泊、堤岸、柴林等有利地形，采取夜袭、伏击、破坏等刀刃战术，在浩口、左家场、刘家场、总口等地英勇阻击敌人，后转至白鹭湖实施外线作战。在周老嘴战斗后，乘胜扫清了周家矶、黄家场、熊口一带之敌人据点，红军进驻熊口之后，苏区和红军得到了发展。

【第二次反“围剿”】1931年2月,敌人发动了以石首为重点的第二次“围剿”。3月27日，部队整编成立独立团，段德昌为团长。4月初，独立团先后攻克柳关、瞿家湾等地，击溃敌新三旅一部。不久新三旅第一、第三团自老新口反扑。20日半夜，段德昌率领独立团从周老嘴出发，在老新口全歼敌新三旅一团，击溃三团，全歼一个营，俘敌500余，缴枪500余支，迫击炮4门等武器和大批军用物资，为红九师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几日后，以独立团为基础，根据上级指示，段德昌将红军南征途中返回洪湖的伤病员和一部分南征中被打散回到根据地的士兵整编为新六军，后按照上级要求，编为红三军第九师。在周老嘴成立了红三军第九师，乘胜收复龙湾、熊口等地。

6、7两月间，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及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派出以刘落霞为书记，钱瑛为成员的省委工作团到熊口指导工作。重新组建中共潜江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钱英、杨国钧为中共潜江县委书记。

【第三次反“围剿”】红军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于1931年7月，派出二三十个团的兵力，向湘鄂西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湘鄂西省军委作出决议，以红九师二十六团巩固后方，二十五团向潜江、天门进发。8月26日，省军委主席万涛、红九师师长段德昌率二十六团及教导队北上，先后占领潜江的周家矶、黄家场及荆门的沙洋镇，歼灭敌新三旅和第二团全部。留守后方的二十五团猛追向潜江县城溃退的敌兵，收复直路河、莲花寺，将敌湖北独立旅薛子轩部全歼在县城，俘敌300余人，红军第二次解放了潜江县城。

1931年10月8日，贺龙率红三军全部抵达潜江，尾随红三军而来的敌新三旅，四十一师、四十八师经仙桃、岳口直逼马王庙、竹根滩，红军阻击六天六夜，撤至熊口、龙湾一带，贺龙在熊口果断决定红九师拔掉潜江城据点，与七师、八师攻打天门岳口，把天沔潜连成一片，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四次反“围剿”】红三军返回苏区，引起了国民党军队的注意，他们在苏区周围部署了24个团，近10余万兵力，对洪湖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四次“围剿”。1932年2月4日，贺龙布置红七师从新沟咀西上，一举歼灭川军三、九两旅，占领了老新口、熊口、龙湾，进驻熊口，至此，肃清了潜江县境第四次围剿之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初步胜利。

6月，川军以十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苏区内部发起总攻，敌第四师范绍增之一个旅，三个团占我老新、龙湾、张金河一带，贺龙在熊口指挥红三军主力向襄北回师，配合军委警卫团及潜江独立营，将敌师长范绍增部引至老新口前后夹击，全歼败退之敌，敌师长范绍增带伤只身逃走。8月，贺龙在熊口召开军民万人大会，动员熊口群众参加红军，到会有关向应、唐赤英、段德昌等同志，庆祝胜利。

但是，在敌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紧急时刻，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却在革命内部发动大规模的所谓反“改组派”斗争，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挫伤了革命元气。8月中旬，敌军分头推进，全力“围剿”。中央分局错估形势，由冒险进攻变为消极防御，面对强敌的围拢，贺龙、段德昌等提出将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遭到夏曦反对。红军主力在敌军的围攻堵截之下，接连受挫，节节败退，最后，红三军被迫退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三、抗灾斗争

1931年秋，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水灾。7月上旬，洪湖苏区60%的地区受灾。下旬，国民党军掘开监利车湾堤“水淹苏区”，致使监利、沔阳、汉川、江陵等江左苏区95%被水淹，灾民百万。不久，江水暴涨，潜江东荆河右岸、左岸和汉江右岸7处堤段溃口，全县93万亩农田有78.4%被淹，淹死群众近3000人。苏区的田地被淹，房屋倒塌，没有饭吃，群众只得捕鱼虾，啃树皮，外出逃荒。严重的水灾，使得苏区粮食、食盐、布匹、医药等物资奇缺，给反“围剿”带来极大的困难。

潜江虽有水灾，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全县人民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节衣省食，积极支援红军，支援灾区人民。10月初，红三军按照湘鄂西临时省委的要求集中到潜江，红三军三个师大约2.3万人，按照当时的供给制，红军战士每人每天一斤半粮食、五钱油，潜江人民供给给红军的粮食一天就是3.5万斤，食油100度斤，另外还有蔬菜大约5万斤。潜江人民，仅肖家庙乡就筹集了5万多斤大小麦、蚕豆和大米，浩口、杨家场等地的群众主动让出房子，送竹床、被子、粮食、鸡蛋和鱼虾，还组织洗衣队、输血队，协助医护人员护理伤病员。

8月底，大水开始回落。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产生自救，号召“水下一寸插秧一寸，水下一尺插秧一尺”，在苏区掀起了“赶秋运动”，为解决种子、耕牛和农具缺乏的困难，潜江县委组织全县各区、各乡甚至各户，集中种子送给重灾区。贺龙在潜江总结红军战功和战胜水灾时，高度评价了潜江人民的革命精神，他说：“你们说潜江穷，我说潜江人民有志气，潜江人民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支援了军队，给军队粮食、草料、医药，保护了伤病员。如果不是群众支援，我们就不能立脚，更不能到黄陵矶去歼灭敌人。第二件、支援了江汉平原几个灾区县的冬播种子。汉川、沔阳、监利、江陵，本来是几个富裕县，却被水淹得光光的，要种子，还是靠穷朋友支援。”

在这过程中，还发生了一则小故事。秋雨纷纷，贺龙军长冒雨来到熊口区苏维埃政府驻地。县救灾指挥部在讨论溃口处筑堤的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多数人主张在溃口处堵口复堤，这样可少毁几百亩农田，同时也可节省时间。有的主张在溃口以外修筑新堤，理由是因溃口处冲成了一个深潭，担心堵口复堤后地基不牢。贺龙正是为解决此事而来的。他和县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踏着泥泞小道走到溃口处，仔细询问受灾群众的生活及救灾筑堤等情况。当田关村村长刘光华谈到筑一道新堤，要占四百亩农田时，贺军长沉默片刻后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几百亩地不是小事呀！……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为了解放这片土地，穷苦人把脑壳提在手里和国民党军阀斗，能不能搞个原地堵口复堤的方案呢？”为了摸清潭水对复堤可能造成的影响，他毅然抢先跳下3米多深的潭中侦探水情，刘光华、姚普生、陈继诗（为救灾指挥部指挥长）也跟着下水。他潜入潭底，探明潭坡不是直坡而是斜坡，在原地堵口复堤没有问题。上岸后，连声说“值得！值得！”就这样，统一了救灾指挥部的思想和行动。探明险情后，贺龙即率九师二十五团、二十六团和民工们一道打响了堵口复堤的战斗。经过十昼夜的奋战，一道三华里长的堤坝终于筑成。四百亩农田保住了！不少群众含泪说：“多亏贺军长！多亏红军！”这段堤后来被潜江县人民政府命名为“红军堤”。潜江市原政协副主席程家弼曾写一首缅怀《贺军长田关探险》的诗：“秋雨霏霏水渐寒，将军奋勇下深潭。筑堤堵口留功业，救困扶危百姓安。无限深情洒红土，一双铁臂挽狂澜。东荆河水载恩德 ，千里平原歌正欢！”。党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领导苏区军民在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同时，又战胜了几十年未有的大水灾，特别是上述的贺龙领导的红军帮助潜江苏区进行水利建设的事迹广为流传，密切了党、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进一步提高了党的威信，更加激发和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